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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10-13 12:54:16   来源： 云南政协新闻网 

　“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既是发展关键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思想相互激荡，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由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矛盾纠纷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需要通过多种方式予以化解。”从年初昆明“两会”到日前召开的昆明市政协常委会，昆明市政协、市政协委员对创新社会治理给予了高度关注。

　　如何有效激发基层活力？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如何切实用好社会力量？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程中，一系列亟需破解的问题成为了市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委员们纷纷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会议发言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积极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谋策献言。

　　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我主要从建立长效机制的角度，从法律层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以期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上对我市的社会治理有一些提升和帮助。”在日前召开的一次常委会议上，昆明市政协委员缪宇向会议提交了一份交流材料。缪宇说，当前，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均制定了相关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规定，它树立起以司法机制为核心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框架，引导各级机构开展有层次的、分门别类的、有针对性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但实践的同时，在细节设计上还需要各个主体自行拟定合理方案，对《意见》的解读稍有不深入就容易导致实践偏差，所以目前各机构实践深入程度不一，都有很大的规范和完善空间，在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缪宇认为，因为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中国的纠纷解决，更注重诉讼与非诉讼间的衔接，注重民事诉讼制度对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司法引领、司法推进、司法保障功能，因此，诉讼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不可或缺。

　　在司法领域，近年来出现的较为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大量的案件涌入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非常突出。“如果将纠纷的解决全部诉诸于司法途径，将导致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 缪宇说，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法院系统显得尤其重要，是解决案多人少矛盾最好的手段，从最高院到基层法院在推动此项工作上尤其重视，也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而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诉调对接机制发挥了较大的解决纠纷的作用。

　　“昆明市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在具体操作中还仅仅停留在对《意见》分解阶段，应该尽快出台《昆明市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施办法》，最早出台《完善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工作意见》的安徽，以及已经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地方立法的厦门，在全国社会治理已经走在前列。” 缪宇建议，应当按照规范设置“统一化”，职能整合“一体化”，服务“一站式”建设，云南省高院诉讼服务中心升级版已经成为“阳光司法”的靓丽名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司法实践中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云南模式，昆明也应探索建立昆明模式。同时，细化各项工作，相关部门都应当制定符合本部门的机制，并形成相互的对接和沟通，对程序性的问题要有规范的操作流程，要推动与保险、工商联、公证、司法等部门的机制对接。

　　健全诚信机制
　　诚信机制的建设涉及到社会诸多领域，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昆明市政协委员李婉琳说，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而将二者有机结合的切入点就在于诚信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诚信机制的建设不仅涉及到公民个人，还涉及到企业、社会组织，甚至国家和政府，可以将其概括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 李婉琳说，昆明市在此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今年6月14日正式上线运行的“信用昆明”网络平台，就建立了上述四位一体的诚信框架体系，目前该平台已收集到企业信用信息75万余条，非企法人信用信息224条，个人信用信息4191条，行政许可信息31412条，行政处罚信息2322条。并且“信用昆明”网络平台将法人和个人信息全部联系起来，可以通过企业信用代码和个人身份信息进行查询。

　　李婉琳指出，从当前“信用昆明”网络平台建设初期的情况来看，在四位一体的框架体系当中，相对强调商务诚信、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较多，包括第一批公布的信用“红黑名单”，也是以上述三者为主，对于政务诚信的内容则不多。政务诚信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关的形象，不仅是诚信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居于关键地位。

　　李婉琳认为， “信用昆明”网络平台的启动，是昆明市诚信机制构建的有力举措。现已探索建立了“红黑名单”“双公示”“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红黑名单”主要是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等的五类严重失信行为列入“黑名单”，将守信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列入“红名单”，并对外发布。“双公示”主要是公示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情况。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仍可结合国家要求和其他省市的经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昆明市的诚信机制建设。

　　“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组织协调。” 李婉琳建议，昆明市于2015年就建立了由市发改委、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牵头设立的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不仅明确了联席会议的九项主要工作职责，也确定了34家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昆明市诚信机制的建设应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各地区各部门的协作配合，探索制度创新，推进诚信建设的各项措施，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加强诚信立法。为了实现诚信建设和建设效果的长效化，有必要适时探索有益经验，通过地方立法加以规范和完善，加强制度化建设。

　　“要德法并重，多元治理。” 李婉琳说，诚信从本质上而言是社会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诚信建设在整个道德建设中处于基础地位。此外诚信作为一种伦理上的自我约束和价值原则，在法治社会仍然彰显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人们都有一种言而守信的契约精神，法律是没有必要介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德法并重其实质是道德的社会性与法律的强制性之间的平衡，使他律与自律的方式得到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之上，多元治理则是强调不同社会主体参与共治的实践逻辑，鼓励政府、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专业信用服务机构、媒体、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调动各方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最终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诚信建设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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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政协委员叶波：发挥志愿服务的社会治理作用

　　“从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转变工作职能、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的需求看，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工作是最有价值、最有作用的。”在日前召开的昆明市政协常委会议上，昆明市政协委员叶波建议，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建立有效的志愿服务激励机制。“志愿服务贵在持久，而实现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与可持续发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叶波说。

　　2017年4月，昆明成为全国开展“志愿之城”试点工作的46个城市之一。然而叶波认为，昆明志愿服务的社会化运作不充分。大多数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是主要由团市委及相关单位组织发动和指导，运作围绕党政中心工作的色彩和行政推动的色彩都比较浓厚，没有唤起和汇聚民间资源和社会力量，欠缺富有活力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和广大社会力量的参与。同时，志愿服务管理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昆明市志愿服务缺乏专业管理机构、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活动物资成本和志愿者保险购买等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对志愿者的培训尚未常态化，通常是临阵磨枪，等有了项目和活动才临时召集志愿者进行简单的培训，志愿服务水平整体不高。对志愿者的激励机制不健全，许多人把志愿服务等同于自愿服务，认为志愿服务不需要任何的激励和保障，甚至把志愿者当成可以免费使用的劳动力，由于缺乏行政部门的强力配合和具体的配套措施，激励效果不明显等。

　　“建议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活动的领导。” 叶波说，目前，昆明市仅在团市委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昆明市青年志愿者服务指导中心，与职能相应的人员编制仅有3个，难以管理庞大的志愿服务协调组织和管理工作。2017年8月22日国务院公布的《志愿服务条例》明确指出志愿服务由文明委统筹协调，民政部门负责行政管理，工青妇等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好相应的志愿服务工作，建议参照发达城市的先进经验，成立昆明市志愿服务管理中心，配备与职能相应的人员编制和办公经费，加强对志愿服务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项目购买和经验推广。

　　叶波建议，要推进志愿服务社会化建设，构建完善的志愿服务社会化体系。目前昆明市已在国务院民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100余万志愿者，但志愿服务工作仍存在注册志愿者多，活跃志愿者少，叶波建议采取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校的党团组织和在职党团员、干部职工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就近就便到社区报到登记，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并与评优评先、党团员评议等机制结合，形成比较完善的社区志愿服务制度机制和保障体系，建设起高素质、多层次、相对稳定的注册社区志愿者队伍，构建起组织网络健全、工作项目丰富、运行机制完善的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经常性开展种类多、质量高的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推进志愿服务品牌化建设，打造春城志愿服务品牌，弘扬志愿精神。” 叶波说，要抓好典型、总结归纳、因势利导，对现有志愿服务项目进行升级完善，适应新形势下志愿服务需求；对零散式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整合规范，加以项目固定，促进活动开展；对社会关注、群众需求的问题，设计专项志愿服务项目，总结完善、推陈出新，推动项目长效运行。进一步加强对志愿服务精神的倡导，选树志愿服务典型，重点宣传志愿服务对促进城市品牌形象的重要性。（黄艾玲　宋卫极）